梁希，林学家，林业教育家。1883年12月28日生于浙江湖州。1916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林科，1923年至1926年在德国塔朗脱高等林业学校（现为德累斯顿大学）林学系研究林产制造化学。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先后任北平农业大学、浙江大学农学院、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教授，中华农学会理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林垦部、林业部部长、研究员，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林学会理事长。毕生从事林业和科学教育事业，创立了林产化学学科，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森林化学实验室。提出了全面发展林业、发挥森林多种效益、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亲自深入调研，领导制订了建国初期的林业工作方针的建设规划，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建立了林业行政、科研、教育及生产体系，促进了新中国林业的蓬勃发展。代展作有《林产制造化学》、《木材学》等。1958年12月10日在北京逝世。
我父兄均是科举出身。在父兄影响下，我自幼入私塾就读，15岁中了秀才。清廷“戊戌变法”失败以后，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平，清朝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使我产生了武备救国思想，于1905年投笔从戎，参军入伍，被选入浙杭武备学堂学习军事。后因体格不合，未能选为军官，被派往日本留学。在日本接触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立志推翻清王朝。为此，1907年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海军，并加入中国同盟会。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后，我立即回国投入革命，参加浙江湖署军政分府新军训练工作。推翻清廷建立民国后，不久便南北议和，军政分府撤销，只好又回到日本士官学校就学。1913年因不能忍受日本学生歧视欺侮中国学生的行为，而愤然改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林科学习林产利用和林产制造学。从此踏入林业大门。从“武备救国”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想用发展林业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这是我一生的重大转折。
我的林业生涯40多年，一是教书，一是极力提倡大力造林绿化祖国山河。在教学方面，主要是讲授森林利用学和林产制造化学。当时林产制造化学在中国是第一次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要发展这个学科就得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搞实验教学，建立试验室。在旧中国的大学，想搞个试验室是非常难的，常常为了一点材料设备要亲自东奔西跑。一次为几加仑酒精竟跑了八趟。可为了发展这门科学，再艰难也得顶着干。当时在中央大学建立的林化试验室可称得是国内同类实验室中首屈一指的。1935年做樟脑凝结器改良实验，使樟脑得率比日本东京大学的凝结器提高了10%-69%；做桐油浸提试验，可获取桐籽中桐油达99%以上，比旧法大大提高桐油得率。这些都说明了外国人能做到的事，中国人同样可以做到，并能超过他们。我在林化方面积累30多年的教学、科研成果，所著《林产制造化学》是对祖国林学的一点贡献。
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提倡造林绿化方面，我的经历和感受比教书还要深刻得多。我对森林有特殊的偏爱。我认为森林对人类太重要了。1929年中华林学会邀我做报告，当时我就提出：猴子是人类祖先，森林是人类的发祥地。人类所以能够发达到现在的进步，都是森林的功劳。当时我还认为：衣食住行都是靠着森林，国无森林，民不聊生！我们若要做东方的主人翁，我们若要把中国的春天挽回来，我们万万不可使中国“五行缺木”！万万不可轻视森林！也就在那一年，发现人们对人间仙乡——西湖的建设不重视森林的作用，使乔木日减，别墅日增，危楼高阁，了无遮掩，使这一人间天堂有失去西子美人之称的可能。当时我写了一篇《西湖可以无森林乎》的文章，呼吁西湖应以苍松翠柏种满龙井、虎跑、布满西牛山、马岭、盖满上下三天竺、南北两高峰，使严冬经霜雪而不寒。盛夏金石流火，山焦而不热，可以大庇天下遨游人，而归于完全“美术化”、“天然化”、“民众化”也！这不只是对西湖的美好愿望，也是我对祖国大地未来远景的一个描绘。当然这在当时只是一个幼稚的空想而已。
日寇侵华，中央大学迁到重庆。有一次举行造林运动宣传周，我受农林部之邀写了一篇广播稿，大力宣讲森林的重要。要把造林当成百年大计，要宽宏大量地救济山村，要急起直追地经营国有林，不能专顾目前、专顾自已，不能专求速利，不能专看银行家的动向。要合理化、科学化、有系统有步骤地用国家力量来经营森林。讲完后又有什么用呢？在当时社会制度下，再好的理想无法实现，声嘶力竭地呼喊也是枉然。那时的政府根本不重视林业，不重社林业教育和林业研究。林业是事业不动，学术不昌，著述不易，刊物不多，限于不生不死之状态。荒山听其颓废，树海不能利用，毕业生失业，技正技师有其业而无所施其技，苗圃可裁，林场可并，国立大学森林系也可废也。虽然那时每到植树节也车水马龙、花枝招展，达官要人们不厌倦地训话，可训来训去还是天苍苍，水茫茫，万水依旧荒。
抗战时期我在重庆接触到了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华日报》，大有拨云雾而见青天之感。饭可以一日不吃，报不可一日不读。在此期间还结识了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思想大为开阔。1941年我写了一篇《用唯物辩证法观察森林》的文章，发表在《群众》周刊上。这是我第一次用辩证研究林业，使我过去一些不系统、不全面的认识和一些不理解的社会现象一下子升华了，提高了。在文章提出了森林和环境统一体的概念，森林内部矛盾发展变化规律的概念，尤其认识到森林不但和自然条件有关，而且还与政治密切关联。为什么旧中国林业不振，林学家无用武之地，关键还是政治制度之弊。1946年，中央大学森林系学生编的一个叫《林钟》的刊物复刊，让我写了《复刊词》，我把旧社会和旧林业的满腹气愤，对未来林业的憧憬和对林人们应为之奋斗的希望，通通写了出来。我大声疾呼：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口有舌，何不说？手有笔，何不写？几千万种苦闷不要压在肚里，痛痛快快拿到《林钟》面前面，击钟！一击不效再击，再击不效三击，三击不效，十百千万击。少年打钟打到壮，壮年打钟打到老，老年打钟打到死，死了还靠徒弟，徒子、徒孙打下去。林人们！要打得准，打得猛，打得紧！一直打到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
可是这种呼唤又能起多大作用？抗战刚刚胜利了又打起了内战，谁还顾得了去敲林钟。林业是不能救国的，只有政治可以救国。科学工作者想离开政治，政治却时刻紧跟着科学工作者不放。要想发展科学，振兴林业，只有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不奋斗，没有任何出路。
1946年我和一些科学家发起并正式成立了“九三学社”，发出了反内战，争民主自由的宣言，并支持学生向反动势力斗争。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我被选为常务委员。当时我提议新中国应成立林垦部，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赞同。周恩来提名我当第一任林垦部部长，我当时感到很为不妥，写了一张条子送给周恩来：“年近七十，才力不堪胜任，仍以回南京教书为宜。”周恩来看后写了“为人民服务，当仁不让”给我，这使我非常激动，当即写下了“为人民服务，万死不辞”交给了周恩来。从此，我义无反顾地全力以赴主持了新中国的林业建设。
当时我已66岁，可总觉得还像青年一样，我多年的抱负和“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的夙愿，现在有了实现的可能，我怎么能不高兴呢？那时林业部党组和一些党员副部长大力配合，支持我的工作，我们共同研究新中国的林业政策，共同制定新中国的林业发展规划。在短短的几年内，在我们共同努力下，林业工作出现了新局面，林业事业得到了很大发展，那时我对森林和林业的认识又有了新的发展和提高。50年代，我写过20多篇文章和论文，发表过一些论点，归纳起来是：森林不但可防止自然灾害，还是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林业是农业的根本，是人们生活的保障；为了全面发展林业事业，不能只砍木头，只讲利用，还必须普遍护林、重点造林，增加森林资源，提高覆盖率，全面满足社会经济对林业日益增长的需要。我总觉得要实现绿化祖国，就必须动员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鼓舞他们的斗志，投入这个伟大行动中来。为此，我把社会主义中国的林业前景用美好的词句描绘出来，以鼓励后人。
1951年我在《新中国的林业》一文中，提出了“无山不绿，有水皆清，四时花香，万壑鸟鸣，替河山装成锦绣，把国土绘成丹青，新中国的林人，同时是新中国的艺人。”（本文摘自《科学的道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