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王世襄（1914―2009）字畅安，男，汉族，福建省福州人。九三学社社员，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朱家溍(1914-2003)，字季黄，浙江萧山。九三学社社员，文物专家、清史专家、戏曲研究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九三学社文教委员会委员。

王世襄先生是先父朱家溍的好友，他们两人的交情从少年到白头，可以说是持续了一生的时间，不论在多么困难的形势下，两人的交情都没有中断过。自然，我们这些后辈耳朵里就听到了不少有关王世襄先生的故事。

前段时间，为纪念王世襄先生诞辰百年，田家青写了一本书《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我翻看了一遍，以前零零碎碎听到的几则关于王世襄先生出书的故事，也被激活了，有些不清楚的细节，也一点点地连缀起来，有了整体的印象。

也许这些“故事”在今天看来很有些令人哭笑不得，但是它们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反映了那个时代。

“王长安”

《髹饰录解说》是王先生的代表作，从1948年就开始撰写，到1958年才大致完成。可惜，当时他刚被划成右派，他写的书当然根本没有地方敢出版。

为了把自己的心血公诸同好，他自己花钱把书稿送到誊印社去刻蜡版，油印了200份，免费送给各大图书馆、艺术院校、工艺美术工厂和研究所，作为参考书。

誊印社类似于今天的复印社，当时属于“特种行业”，加之当时为了防止社会动乱，鼓励群众发挥阶级斗争的积极性，不少“特种行业”的从业者警惕性都很高，看到这么一叠“封资修”内容的稿子，当即将书稿上交至王先生单位的领导。后来，王先生在《我与<髹饰录解说>》一文中回忆说：“一日在研究所门口遇见誊印社来人找党委送审我交印的稿件，当时我大吃一惊，感到将有大难临头，惶惶不可终日。”

群众有此觉悟，领导当然也不能落后，民族音乐研究所的中层领导得知此事，认为王先生这是在“放毒”，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准备召开批判大会聚而歼之。

幸好有所长的暗中保护，才逃过被批判的一劫。后来书油印出来时，他在封面上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署，只印了自己的号“王长安”。

“不料出版厂社，心中竟自泰然”

王先生曾经出过一本《竹刻》，可惜，书出版后，质量实在不敢恭维。王先生自觉这种质量的书拿不出手送人，而又实在挡不住朋友的索书要求，于是写了一张赠书书铭，类似于今天的勘误表，只不过写的是自己的心情：交稿长达七载，好话说了万千。两脚跑出老茧，双眸真个望穿。竖版改成横版，题辞页页倒颠。纸黯文如蚁阵，黑迷图似雾山。印得这般模样，赠君使我汗颜。

王先生将此书铭复印了若干份，夹在每本赠书中。在赠书给田家青时，还抑扬顿挫地大声念上一遍，并在本应该填写受赠人姓名的地方，临时写上：“再加两句：不料出版厂社，心中竟自泰然。”

据说，交给出版社的《竹刻》手稿是他亲自用正楷手抄的，“每个字都写得极其认真漂亮。”可惜，出版社未将原稿还回，如果有朝一日能看到这部书的原稿，就可以体会出他为此书花了多大的工夫，也能理解他为什么对图书质量这么较真了。

“唉，真有出息！”

1994年，《髹饰录解说》最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这总算了了王先生的一段夙愿。虽然与今天的出版物相比，当时的《髹饰录解说》算不上多么精美，但在那个年代，总算没有大的硬伤，已经算是很好的了。

据田家青在《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一书记载，“这次他给我送书时心情极佳，仔细研了墨，用一支很好使的小笔反复舔墨试了几次，很潇洒地在书的扉页上写下赠题。那天他喝着茶，和我东西南北地谈天说地，看得出来，愉快极了。”

田家青的书中还记载了王先生的另外一个故事：一次，他告诉我：舆论报道，一位著名主持人出版了一本书，在某二线城市一座皮鞋城签名售书，买一双皮鞋，就能得到一本他亲笔签名的书。这事让王先生很窝心，跟我叨叨过几次，每次都愤愤地说：“唉，真有出息！”

很多熟悉王世襄的人都知道，他很宽容，一般说人但轻易不损人，“这次是我记忆中王先生对他人用词最尖刻的一次。”

王先生擅长用最简单的词来准确形容一件事的本质和核心，“唉，真有出息！”即是一例。

一份荒唐的协议

1981年，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研究》一书终于脱稿了，这是他花费40多年心血编写的，是一本开创性的图书。按照田家青《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一书的介绍，王世襄先生出书的标准，每本书都要内容全新，观点明确，考据翔实，方方面面都容不得半点马虎，常常为了一句话就要花很长时间东奔西走，查阅资料、安排拍照，这本书历经40余载，凝聚着王世襄先生的汗水和心血。

《明式家具研究》先是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引发了家具收藏界的轰动，香港三联书店主动提出愿意与文物出版社合作出版。经过两家出版社的协商，在1984年9月签订了一份合作出版协议，其中第七条是：文物出版社将《明式家具研究》的世界各种文版权转让给香港三联书店。整个出版过程，真正的著作权人王世襄先生完全被排除在外了。

直到一年后，著作权人王世襄先生在1985年8月通过朋友得知了此事，并拿到了一份协议的复印件。

当时王世襄先生有什么反应？没有人知道。当时我国还没有著作权法，而且内地作者不能与香港出版机构联络出版，这样，两家出版社才签订了这样荒唐的协议。当时的收藏界也没有著作权意识，所以，大家的兴奋点都被《明式家具研究》的出版吸引过去了，谁也没有注意到背后的出版专业问题。

2001年，王世襄先生给田家青写了一段文字记载了事情的经过：

说明文字

1984年10月，北京文物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联合出版拙作《明式家具图册》（后改名为《明式家具珍赏》）及《明式家具研究》。这是两家出版社背着我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的合约。香港三联书店的负责人和签约者是肖滋先生。

文物出版社签约者是王代文先生。但当时他在病中。文物出版社的实际负责人并合约策划者是社长杨瑾女士。

《明式家具珍赏》于1985年出版后，《明式家具研究》经本人收回，另订合同，交香港三联书店独家出版。此时肖滋先生已退休，三联书店的负责人是吴董秀玉女士。

2001年月王世襄补记

对于这份《说明文字》，王世襄先生在给田家青的一封信中说：我想在我今后的出版物中收入这份合约并加简短的说明。说明只讲明事实，不提任何意见和要求，更无谴责或讨个公道之意。只想让读者知道当年出版社是这样对待作者的。

对于此事，田家青的书中说：后来，王先生曾特别说明：对此事，他无意再多说什么，更没有任何要求，且后来与文物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也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两家出版社又出版了王先生的新书。

王世襄先生从在誊印社刻蜡版、油印，免费赠送给有关单位，到一流出版机构争着出版他的著作，从不敢署名到与知名出版人打交道，王世襄先生的图书在一本一本出版，而这些书，尽管有些是不尽如人意，有的甚至还带有很多遗憾，但从它们的身上，可以看出王世襄先生执着的性格和认真的态度。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朱传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