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早报》前不久报道，福建泉州市在高等自学安全管理与生产技术课程考试过程中，发现有多名替考者。报警后被当场抓获14人，将面临依照《刑法修正案九》之规定，代考或被代考的，要被判处管制或拘役，单处或并处罚金的刑责……

其中，有6名来自偏远农村贫困大学生，是因经不住以“考试通过给150元—200元报酬”之诱惑，走所了犯错的一步。面对大学生不断认错、家长据情怏求之下，鲤城检察院没有简单依法了断，而是通过大量调查走访，确认这六名大学生家庭经济确实困难、平时靠在学校勤工助学解决部分生活费用，且在校期间表现优秀，仅是一时糊涂而为之。据实，该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使这6名大学生重新回到正常的学习生活之中，前途无虞。

笔者从2010年迄今，作为重庆沙坪坝区人民法院陪审员，参与过若干涉及刑事、民事、行政、知识产权等等案件的陪审。我就觉得，陪审员职责在于以老百姓视觉、从是否合情、合理方面为法官提出依法判决的参考。这方面所经历案例及个人体会颇多，才有感而发写此文。

就本文前述案件的处理，反映出福建泉州市鲤城检察院的柔性执法，把常人最在意的理与情融入进了看似“冷冰冰”的“法”中，也彰显出把“冷冰冰”的“法”办到入情入理的热度……此例，不论从法学理论还是从司法实务方面，都应当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

再回过头来看看闹腾很长一段时间的于欢案，其之所以会形成偌大的网络舆情，倘若就此案而论，单从于法、于理、于情这种过去很长时期始终不太搭界的“三角关系”去孤立、独自地考量，肯定会陷入“各执一边、各有说辞、各有理数”的无穷争辩之中。

好在我国的法律越来越成龙配套，也越来越具有中国特色即关注到法、理、情的融合。真是大大的进步！于是，“各抒己见”之后，很容易达成法、理、情予以通盘考量的共识，促成终审法庭上那最后一槌：属于防卫过当，不构成故意杀人罪，不构成自首，一审判决认定的故意伤害罪正确，但量刑过重，改判有期徒刑五年。

虽然于欢案与那个大学生替考案没有多大可比性。但是，都折射出一个共同指向：如何在审理、判决中能找到不仅让当事人、也要让社会各界都能认同、接受的法、理、情三者间最佳的交融点，亦即最大的“公约数”，才能把“最难剃的头，剃成时尚的发型”。中国古代就有“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辩证逻辑关系。同样，把这个逻辑关系放到“依法治国”的今天，时时、事事、处处都要体现出司法的公开、公平、公正，那么，对法、理、情三者间最佳的交融点、公约数，其要求难度就更加凸显，从“二维”进入到了“三维”空间即：“三害相权取其轻，三利相权取其重”的高难度层次了。

不过，为了让人民在每一桩司法判案中，都能体验到司法的公开、公平、公正，所以再难的“活路”都得去担当！

君不见，我国近一些年来，各地屡有发生在涉及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劳资纠纷、市场管理、金融借贷、司法维权等等以至“群体上访事件”云云……一般而言，一开始并非已经闹到了不可开交的程度。只是，往往握有公权力的相对强势一方，总会习惯性地摆出“合情合理却不合法”的“当头炮”，足以让对方被噎得一时找不到话说，于情于理之下却又增添了莫名的惆怅和愤懑，从而才导致出更激烈的反弹。这种“习惯成自然”的恶劣行径，在一些地方还“惯性”地使然。

说一千道一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尤其需要“良法”！“良法”，是情、理、法三者最大的“公约数”，她兼而有之社会的适度、法律的刚度、司法的柔度、人性的温度！

因此，是不是可以这样以为：但凡遇到“合情合理”却“不合法”，亦或反之，“合法”却“不合情不合理”时，就应当反躬自省这个“法”，是否合乎“以人为本”的立法宗旨？或许就有“修法”、作出“司法解释”的必要。就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样，“合情合理”往往是检验“法”之良、莠的唯一标准，百试百准。

揉进情与理，法治会更阳光。司法工作者巧用、妙用“法、理、情”的统一来办案，实在是对睿智的检验，是对“依法治国”的正确诠释。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体现出以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即便一时半会难办的、办不到的，那就更需要用习近平总书记“把改革进行到底”的要求，来激励自己和人民，把改革永远挺在路上！（徐宗俦）